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是西南考古、尤其是三星堆考古的权威专家,近期孙先生发表了《基于价值特征的三星堆遗址公园研究》一文(《中国文化遗产》杂志2022年第6期),阐述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让我们对该遗址的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
三星堆遗址的历史价值
就遗址纵向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三星堆遗址跨越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三个文化时期,延续时间长、文化堆积厚、埋藏遗存多。因此三星堆遗址的分期编年成果,可以作为一个标尺,将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许多遗址串联起来,从而构建公元前2500—前1000年间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古代文化发展演变的序列。考古学家看重三星堆遗址,不仅仅在于三星堆埋藏坑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还在于该遗址是一个考古学上的典型遗址,它是三星堆文化命名的代表性遗址,它与成都金沙遗址等一起,构成了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先秦物质文化发展的标尺。
就是说,完善了成都平原的早期历史谱系。就是说有了三星堆遗址,蜀人的早期 “家谱”一下变得更加完善了,更加清楚了。
就遗址中三星堆文化的城址来看,三星堆城的规模虽不算同时期最大,但城的结构复杂,规建极具特点,遗存种类也相对全面。最终形成的三星堆城是将都城规划在一条河流的两岸,河的北岸布置宫殿等世俗建筑,河的南岸安排神庙等宗教祭祀建筑,当时三星堆人有可能是按照一种两分或三分的观念来规划他们的城市空间:城市居中的河流代表着“水”,它既分隔又联系着河北面人的空间与河南面神的空间;人是足踏大地的,神是高居天上的,人的空间可以象征为“地”,神的空间可以比喻为“天”。水与天、地构成了一种哲学上的基本关联元素,如果推论不误,这正是后来道家思想的基础,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见下图)。
就城市规划对后世都城的影响来看,三星堆城的城市被河流切分为北、南二城,并有内城墙将北、南城各分隔为两个区域,西北城区是城市的行政中枢,最为重要。这种城市规划思想可以简称为“法象上天”或“法天象地”的思想,影响到了三星堆国家以后的四川盆地先秦国家的都城建设,金沙遗址、东周成都城址,都体现了这种规划思想。秦灭巴蜀后,该规划思想被秦帝国营建新咸阳所采用,对后世的都城建设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统一帝国的都城秦都咸阳、西汉长安、隋唐洛阳都可以看见这种规划思想的烙印。三星堆城的规划思想是中国两大城市规划思想之一,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有重要贡献。
就是说,三星堆古城的规划很有讲究,中间是一条河,把古城分成南北两大区:南区是神明区,北区是人间区。这种南北两分的规划,对古代都城建设有很大影响;而天、水、人的三分格局,似乎与早期道教思想有关。
就三星堆遗址文物的独特性来说,城址南部宗教祭祀区以名为“三星”的三个高耸土台为标志,在这里的神庙中供奉着三尊巨大的凸目尖耳、人首鸟身的神像,其余神像也都呈数字“三”或三的倍数。这有可能是早期道教三神系统(即天官、地官、水官这“三官”)的雏形,为以后产生于四川及其邻近地区的早期道教奠定了基础。三星堆的像设造型及陈设组合极具想象力,是基于三星堆人哲学思想和神话传说的宗教造像,在宗教思想、审美意识、像设配置、像设造型方面上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不同于中国夏商周文明和其他域外文明,为研究商代四川地区和长江流域的造型艺术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就是说,三星堆神器的造型艺术具有艺术价值。
就遗址文化因素的多样性来看,三星堆遗址无论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还是在其前的宝墩文化或其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都是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重要大型聚落,集聚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群及其文化因素。从宝墩文化时期南、北交汇的文化因素,再到宝墩文化晚期至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以及随后的商文化、长江中游文化等因素,再到开启十二桥文化最早特征的峡江文化因素(如尖底器等),三星堆遗址都堪称多样文化的渊薮,它是公元前2500—前1000年间这一地区文化交流和族群迁徙的实物见证。
就是说,三星堆遗址中文化因素的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族群迁徙的实物见证。
三星堆遗址的现世价值
三星堆遗址的现世价值即当代价值,也就是对我们今天的人们或社会具有的作用。首先可以排除的是科学价值,因为三星堆遗址所反映的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念、天地认知、城市规划、建筑技术等,已经属于过去的知识体系,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会再借鉴和运用。至于艺术价值,也就是三星堆青铜像设和陈设造型对当代艺术家、艺术创作和艺术取向的影响,可能还是有一些。不过,三星堆遗址及它的当代价值,恐怕更主要的还是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类本来就具有怀旧情结,三星堆遗址及其文化承载的古老历史,具有的独特面貌和强烈的神秘魅力,足以勾起人们对这个遗址的向往。来自国内外的公众千里迢迢来到三星堆遗址参观,三星堆遗址所在的村社、地区乃至国人也因此产生某种拥有感和自豪感,正是这种精神情感促使地方积极建设三星堆博物馆以及三星堆遗址公园。
就是说,三星堆遗址对我们今天有什么作用?能够产生自豪感、归属感;能够带来旅游等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