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金权杖谈起：权杖是西来的文化吗？

权杖在中国不多见，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1件黄金杖，是否为权杖？

权杖在西方古代文明中较为常见，英文称之为“Mace”（早期版本），或“Scepter”（现代版本）， 一般认为其早期的功能可能是工具或兵器，具有实际的击打功能，既可用于狩猎劳作，也可用作兵器或防身的武器，后来逐渐衍生为一种特殊的礼仪性仪仗用具，并被附加以神圣的属性，成为象征王权、身份与等级地位的手持器具。考古发现的权杖既有本体性的实物，也有帝王、国君、部落酋长、军事首领、宗教祭司、长老以及精英贵族等人物手执权杖的图像。权杖的实物通常由器柄和权杖头两部分组成，器柄多为木质，大多难以保存下来，当然也有少数是用石质或黄金之类的贵重金属做成。而权杖头则多为石质或各种金属制作，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绝大部分权杖的遗存物，都是各种材质、各种样式的权杖头。

从考古发现来看，世界上出土的最早权杖头属西亚前陶新石器时代，李水城甚至认为“其源头很可能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西亚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曾出土多件前陶新石器时代的石棒权杖和权杖头，其中在哥贝克力丘巨石阵（Gbekli Tepe）遗址中发掘出土的1件迄今为止所知年代最早的权杖，距今年代已达10000年。这件权杖残存着上半部，石棒顶端雕凿出抽象的鸟首（下图∶2）。由于该遗址中还有同类器物出土（下图∶1），可以通过比较复其原貌。器物器形均较短小，整体雕成抽象人形，下部拉长的肢体可为抓握的器柄，表面经过打磨，显得十分光滑。这个巨石阵被认为是迄今世界上所见最古老的史前巨石阵，推测当时此地曾居住过一个有着上千狩猎者的部落。

哥贝克力丘巨石阵（Gbekli Tepe）遗址出土权杖

（采自李水城《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第58页）

随后，这种石质权杖不断发展演变，不仅流行地域不断扩大，而且自身形态也在不断演化。随着世界各地金属器的制作与流行，权杖头也开始使用青铜、黄金等贵重金属制造，还有一些使用了新型材料，如象牙、费昂斯（古埃及釉陶）、琉璃（玻璃）、玛瑙、水晶、青金石等，形态更是日趋多样化，出现了鸟首、人首、兽首、几何形首等多种样式。“直到今天，在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君主立宪国家，权杖仍在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凡举行重要国事活动、宗教仪式或举行加冕典礼，出席仪式的君主、国王、总统及宗教领袖、法官均会手执权杖。”

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浮雕上手执权杖的形象
（采自李水城《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第208页）

与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古代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已经孕育、产生出一套以礼玉、青铜礼器等代表和象征权力与等级制度，反映社会阶级分化的所谓“礼制”。这套礼制在中原地区定型之后，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并为其他希望“入主中原”的各周边族群所遵从。

但中国也发现了权杖或权杖头。考古学家李水城教授认为，距今4000年前，权杖东传至中国，早期仅在西北地区流行，后有少量流入中原，并被夏、商、周三代部分社会高层接纳，与斧钺和青铜礼器等华夏传统礼器并列，作为王权和身份的象征。及至战国时期，权杖作为象征威权的功能渐次式微，并以兵器和仪仗的形式在华夏大地延续下来。

中国境内发现权杖（头）的地区主要有三个：一是西北地区，由此延及中原内地；一是北方长城沿线；一是西南地区的云南。从出土数量看，以西北地区和北方长城沿线最多，云南所见不多。从出土时间看，也是西北地区和北方长城沿线早，云南晚。这样的现象，是否意味着权杖就是西来的呢？

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1件黄金杖，就是权杖。这件器物系用金条拓展成的金箔包裹在木芯外层而成形，残长约150厘米，杖体上端保存着阴线刻成的纹饰图案，一端为并列的三个头戴宝冠、耳佩大环的人头像，另一端有两组纹饰相同的图案，各由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组成，其神秘的含义令人寻味。这件金杖如果是权杖的话，那么可以说，早在商代晚期，中国西南地区就出现过较为明确的代表权力、等级、身份的“权杖”。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金杖及杖上的图案

（采自：《古蜀王国：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精华录》，第39页）

此外，北大考古教授孙华先生认为，三星堆除了金杖之外，还有两大社群首领所持的权杖，分别是辫发人群首领的龙首杖和笄发人群首领所持的鹰首杖（下图）。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爬龙柱形器和青铜大鸟头是否就是权杖首呢？

（本站自制图）

直至汉代，中国西南地区都仍然保留着使用“权杖”的古老传统。例如，属于云南“滇文化”的昆明羊甫头墓地中，就出土过1件很可能与“权杖”有关的仪仗器物。羊甫头墓地中，有一座规模最大的墓葬M113，墓中出土1件人形首的铜杖，杖头饰为铜质，是一个跪坐在鼓上的妇人形象，身体前倾，头上结髻，双手垂立。十分难得的是，铜杖头之下，还保存着一段绘彩的木质杖体，其上分段绘有几何形编织纹样，中髹红漆，残长44厘米（下图∶1）。和这件铜首木杖同时出土的，还有一组明显具有仪仗性质的器物，且往往成对出土，分别有鱼形杖头饰、无齿和带齿的狼牙棒、矛形仪仗器、叉形仪仗器等（下图∶2～8）。

云南昆明羊甫头M113出土的一组仪仗器物（部分）

1.人形铜杖（M113∶2） 2、3.鱼形杖头（M113∶79-2、M113∶79-1） 4.无齿狼牙棒（M113∶291） 5.带齿狼牙棒（M113∶88-2） 6.矛形仪仗器（M113∶87） 7.叉形仪仗器（M113∶83） 8.双钺形仪仗器（M113∶154）

（采自《昆明羊甫头墓地》，第54页）

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金杖，到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铜首权杖，都表明我国西南地区始终存在着与中原文化“礼制”相互补充的另一种权力表达方式。目前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所具有的强烈地域性特点及其可能与周边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其源流演变正在进行深入的研讨。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中国西南地区出现“权杖”这一文化现象呢？它是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还是中国西南地区固有之文化传统？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来回应这个问题，但如果考虑到三星堆和羊甫头都处在青铜时代中国西南“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地理区位，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参考：

霍巍 《权力的象征与延伸 ——读李水城<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原文载于《四川文物》 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