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权与王权——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三星堆属于神权模式吗？

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3）一文中，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即神权模式与王权模式。

李伯谦先生认为，北方的红山文化随葬玉器，充满祭祀色彩，而少见少见玉质的钺、斧、戚、牙璋等富有权力象征意义的玉器。

东南的良渚文化大墓随葬玉器在组合上与红山文化最明显的差别，是除了都有大量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玉器外，还普遍随葬有象征军权和王权的玉钺和石钺。良渚文化中玉、石钺大量而普遍的存在，表明当时凌驾于良渚社会之上的权力中枢中，军权、王权和神权是合为一体的。军权、王权已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权衡起来，神权仍高于王权和军权。钺不仅在举行盛大祭典时充当仪仗，即使在刑杀和征伐等活动中，也要听命于神的指挥。更为重要的，则是证明了能行使军权和王权的，也正是能交接人神、沟通天地、掌握祭祀大权的巫师本人，巫师既握有神权，也握有军权和王权。

与突出神权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不同，仰韶文化则突出王权。仰韶文化是分布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仰韶文化中晚期像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一样，也已发展到分层社会的阶段，但不同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中枢中，以玉钺为象征的军权和王权占有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李伯谦认为，我们不能说当时仰韶社会没有神祇和祭祀活动，但至少可以证明，神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大。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示意图

(本站自制图)

较早发现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之间存在差别的是许倬云先生。许倬云并不否认仰韶文化也有信仰，但他认为，仰韶文化的信仰是对于死者的灵魂观念，这种灵魂观念，可以转化为事死如事生，可以转化为祖先崇拜，因而人死后，即以日常生活用品殉葬。考古所见的确主要是活人使用的器皿和工具，或其仿制品。这一信仰与红山和良渚两个玉文化礼仪中心所显示的神祇信仰迥然有别，玉器主要是神祇信仰的礼器，陶器则主要是祖先信仰的礼器。

如果说它们都属于“古国”，则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他们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走的路不太一样，也就是说文明演进过程的模式不一样。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走的是崇尚神权的道路，创造的社会财富被大量地用于宗教祭祀活动，尤其是红山文化，一切为神灵服务。而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不是这样的，它创造的社会财富没有在那种无限制的宗教祭祀活动当中浪费掉，而是用于了再生产，这样才保证了它以后的发展能够不断前行，才能够可持续发展。在仰韶文化后继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周文化因遵循突出王权的发展道路，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华大地绵延不绝的核心文化。

“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成果，就是神权退场。”（《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从神权与王权关系来看，神权的早早退场是必然之路。中华文明确实早熟。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寿福先生在《自然崇拜、王权和神权》（《北大史学》2007）一文中，论述了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以色列的神权与王权的关系。这三个古文明都非常重视神权，但程度不同，结果如何呢？

古代两河流域王权与神权之间互为补充、相互利用。在古代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泛滥以后，紧随其后的是长达几个月的炎热天气。在来自这个地区的神话里，这几个月就是象征生命的杜牧兹(Dumuzi)神被魔鬼拖到阴间的时间。人们通过他的死和复活来解释季节的变化。杜牧兹起初是主掌牧业和保护牧人的神，后来逐渐成为代表雨水和植物的神，主司爱情和战争的女神伊南娜(Inanna)被看作是他的妻子。这两个神的结合与土地的肥沃、庄稼的茂盛、动物以及人的多产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让两个神不失时机地结合，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们庆祝“神圣婚姻”。 一是指两个神之间的结合，人们以此来解释世界的诞生。二是指城邦或者国家的君主与伊南娜女神神庙的最高女祭司的结合（可能只是仪式上的意义）。

国王对迟来的雨季、歉收、虫灾等自然灾害负有责任。这不等于说人们把他们的国君当作是超人的神灵,而是认为国王可以通过他手中的权力以及通过举行祭祀活动取悦于神，可以通过调节神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来保证他所统治区域内的太平和富庶。通过这种宗教仪式，国王不仅能促使死去的植物之神杜牧兹复活，而且也完成了他作为万民养育者的任务。在涉及宗教仪式的许多问题上，国王只能听从祭司们的安排和吩咐，他本人基本没有自作主张的自由。国王的言行被复杂却固定的宗教义务和禁忌的罗网束缚着。这种结构的政权不稳定，但神权非常稳定。

古代埃及的新年以尼罗河的泛滥为准，一年分三个季节，即泛滥季节、播种和生长季节、收获季节。尼罗河年年泛滥以及植物岁岁枯荣的现象对古代埃及社会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个方面。首先,古代埃及人很早就形成了人死而复活的来世观念。古代埃及的国王把自然界中植物的岁岁枯荣以及人们希望死而复活的来世观念与王位的接替和王权的延续联系起来。结果，王室里父子间王位的传接被解释成奥西里斯（尼罗河水和重生植物之神，好神）与赫拉斯（奥西里斯之子）之间权力的传递。

在古代埃及，相对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封闭的地理位置很早就促成了王权国家的产生并使得它相对稳定，从而导致了王权主导神权的事实(一直到新王国末期为止)，原来的自然崇拜被完全纳入到王权体系之中，事实上是王把自己当作神，王的家庭就是神的家庭，继位者就是神的继位者。这种政权结构相对稳定。

古代以色列则是神权绝对至上，湮没了王权。古代以色列人作为迦南地区的后来者，他们也试图建立神权国家，但是无法仅仅靠拜神的仪式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耶和华成为万能的上帝，国王的作用随之消失，而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色列的君王已经证明自己没有能力建立和维持一个统一的和强大的国家，无法抵御外族的入侵，这些原本应当由国王完成的任务落在了耶和华的肩上，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从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以色列的发展经验看，当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国家无法维持稳定，文明不可持续；特别是神权绝对湮没王权的古以色列，甚至无法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原文明早早就摆脱了神权至上的模式，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

三星堆文明，目前看起来神权地位崇高，可以说是居于绝对优势。如果上述判断正确，那么三星堆文明的衰亡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