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王国兴衰记

选编自段渝著《成都通史·古蜀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11

一

蜀的本义是指桑蚕。作为地名，蜀最初是指岷江上游的蜀山，即岷山。作为族名，蜀最初是指生息繁衍在蜀山并以饲养桑蚕为业的蜀山氏。后来，由于黄帝元妃嫘祖入蜀，教民养蚕，蜀山氏便转化为以饲养家蚕为业的蚕丛氏。所以蜀山氏是一支善于驯养桑蚕并利用桑蚕丝作为纺织原料的族群。

蚕丛氏继承了蜀的名号，称为“蜀王”，其族类也就称为“蜀”。蜀王蚕丛氏的事迹多发生在岷江上游一带。《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所说石棺、石椁，与现今在岷江上游发现的石棺葬具有内在关系。据《汉书·地理志》，今茂县以北的叠溪是汉代的蚕陵县，叠溪一处岩石上至今尚有“蚕陵重镇”四个石刻大字以及明清时期相关题记。岷江上游茂县营盘山和沙乌都新石器时代遗址，既有当地土著文化特点，又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有着某种关系，联系到史籍所记载的岷江上游的蜀山氏和蚕丛氏来看，应与二者先民的遗迹有关。

茂县营盘山为代表的岷江上游地区，是古蜀文明的源头和西北文明进四川盆地的桥接地

二

古蜀族的主体来源于岷江上游的氐羌系民族，即以所谓蚕丛、柏濩、鱼凫“三代蜀王”为代表的三大族群。《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濩，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华阳国志·蜀志》载：“（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又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濩（濩或作灌），次王曰鱼凫。”三代蜀王进入成都平原的时间早晚不一，蚕丛氏大约在虞夏之际进入成都平原，柏濩可能是原居岷江上游出口处（今都江堰灌口一带）的族群，鱼凫氏则是在夏商之际进入成都平原的。

鱼凫王进入成都平原后，在三代蜀王的酋邦战争中，战胜了蚕丛氏和柏濩的族群，建立起古蜀王国。《蜀王本纪》说：“蜀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所谓随历代蜀王“化去”的民众，即战败后跟随蜀王逃亡的“化民”。鱼凫王朝建立后，“化民往往复出”，融合到鱼凫族群之中。于是，在以鱼凫氏为核心族群的基础上，由于蚕丛氏和柏濩两族的融入，而形成了古蜀族。由于蚕丛氏、柏濩和鱼凫氏原本都属氐羌系族群，所以由他们的融合所形成的民族在族源上属于氐羌系的民族。

三星堆遗址二至四期出有大量鸟头勺柄，长喙带钩，极似鱼鹰，一般认为与鱼凫氏有关。一号祭祀坑所出金杖上的图案，有人头、鸟、鱼，鸟的形象与勺柄上的鸟头一致，因此学术界多认为这是鱼凫氏的文化遗存。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约当夏商之际，第四期约当商周之际，二至四期一脉相传而又有所发展演进，正与鱼凫“数百岁”相合。

三

不论蚕丛、柏濩还是鱼凫，三个名称首先分别是三个族系的名称，所以一些文献在提到这三个族系时，分别称为蚕丛氏、柏濩氏和鱼凫氏，这就是所谓共名，亦即族称。这三族的王，则分别称为蚕丛、柏濩和鱼凫，每一个都传承了很多代，每一位王的具体名字反而不清楚。所以造成“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那样的错觉。

虽然古蜀族的主体是氐羌系民族，但一经形成古蜀族，就成为一个新的族体。在两周时期，古蜀国的统治者发生了变化，蜀王杜宇来自朱提（云南昭通）的濮系民族，蜀王开明氏来自牂牁鄨水（黔中）的濮系民族，他们入主古蜀国，引起古蜀国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却并不是古蜀族民族成分的改变。相反，不论杜宇还是开明，当他们融入古蜀族后，自身也随之成为古蜀族中的一员。

四

夏商之际，鱼凫氏建立古蜀王国（本站：鱼凫氏很可能得到长江中游文化的帮助），终结了“三代蜀王”角逐争雄的局势。此时，在成都平原中部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古蜀文明，显著标志是规模宏大的古城，它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时期，青铜器制作业已出现，器种主要是兵器和工具，表明已步入青铜时代。

此时，史前酋邦制升级为阶级国家，古蜀第一王朝确立。初步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以成都、雅安、汉中盆地等为战略支撑点的在政治上分级，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神权政治臻于极盛，经济空前繁荣，青铜文化步入高峰。

鱼凫氏古蜀王国对内实行彻底的神权政治，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通过神的意志来表达的，巫风极盛，城内建有神庙，供奉最精美、最华贵的青铜、金玉神器。“祭祀坑”所出的神器世所罕见，耗费巨大的财力人力才能制成。而金杖实为集神权、政权和财富垄断权为一体的最高象征物，各种青铜人像也是祖先崇拜的象征，或巫师的形象。

可见，此时的古蜀王国还处于实行神权政治的早期国家阶段。

五

到了商周之际，古蜀王国的政治史上发生了第一次王朝更迭，成都平原建立起古蜀的第二王朝———杜宇王朝。杜宇王朝取代了鱼凫王的统治，号为蜀王，一号“杜主”。杜宇王朝时期的古蜀王国，“移居邦邑”，建都成都，经济发展，文化昌盛，逐步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强国。在考古学上，古蜀文化也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属于以成都十二桥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标志着古蜀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此时属于西周时期。古蜀的青铜器形制及所反映的文化内容，与鱼凫王国（三星堆文化）有重要区别，重器中绝无大型雕像群，礼器中形成列罍之制，形制花纹多取诸中原同类器物，组合意趣不同，是古蜀本土所铸（本站：对青铜器原料成分研究证实，金沙青铜器原料来自四川本地；而三星堆青铜器原料，来自四川以外）。引人注目的是，彭县竹瓦街窖藏铜器中的两件兽面饰象纹铜罍，与辽宁喀左所出西周燕国铜罍，形制花纹基本相同，并且其纹饰又见于周武王时的天亡簋、成王时的仲爯簋，显然有浓厚的周文化色彩。

可见，自周初开始，蜀国统治阶级的青铜礼器群发生了重要变化，表明了享有这些礼器的统治集团发生了重要变化，反映了古蜀王国政权的易手。这种变化，也正与陶器中鸟头柄勺的消失同时，反映了鱼凫王的势力已遭到彻底扫荡（本站：黄金带的鸟鱼箭图案和三星堆金杖鸟鱼箭完全一样作何解释）。

西周时代的杜宇王朝，有显著的务实特点，其礼乐制度也不是国家宗教的产物，而是突出表现现存的等级制度，表现现实政治和赤裸裸的阶级统治。在杜宇王朝的统治秩序中，宗教神权固然必不可少，但地位降低了很多，已成为统治机制中较次要的成分，现实阶级统治则是最核心的部分。这就意味着，杜宇时期的蜀王国，已走出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这种直接实施阶级统治的国家形态，比起早期的神权政治国家，无疑是一历史性进步，也充分表现出了文明的演进。

六

约当春秋前期，杜宇王朝末年，成都平原既遭特大洪水侵袭，杜宇无能为力，开明则决开玉山以宣泄洪水，使蜀民得以安居乐业，因而得到广大蜀民拥戴，从而推翻杜宇，立为蜀王。古蜀王国进入开明王朝。

此时，古蜀青铜文化进入全面繁荣时期。青铜器、漆器上出现大量文字和符号，巴蜀印章广泛使用，巴蜀文字制度形成。与等级制度相结合的古蜀礼乐制度臻于全盛，这充分反映在考古发现的古蜀墓葬上。

尤其重要的是，春秋中晚期，开明王朝再次移都成都，以成都为都城的古蜀城市文明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大大推动了古蜀文明的进一步蓬勃发展。同时，开明王朝奉行积极向外开疆拓土的国策，向北“攻秦至雍”，向南“雄张僚僰”，向东“据有巴蜀之地”，向西“以灵关为前门”，以至于“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尤其是历代开明王先后把成都平原的北方、东方和南方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发展方向，并取得一系列成功，一方面充分显示出蜀的强盛国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蜀国试图跻身于中原大国之列，参与诸侯聘享盟会的战略意图。

七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古蜀政治史随之结束，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进程也随之阻断，古蜀文明逐步汇入中国文明的一体化大潮之中。古蜀王国虽已灭亡，然而古蜀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并没有一同消亡，而是一方面与秦汉文化迅速融合，一方面仍在持续发展演变，开始了统一王朝下地域文化的整合与重组，成为后来巴蜀文化传统的重要根源之一。